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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 and Donald Trump visit the Temple of Heaven on May 14, 2026, in Beijing, China. (Photo by Brendan Smialowski - Pool/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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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ary

特朗普与习近平正谋求三年的中美稳定期

但这种“元首对元首”的模式最终能否奏效,将取决于两位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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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马 旸
发布于 2026年6月2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获得了比往常更多的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有关此次峰会的中国AI梗图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与以往一样,两国官方对峰会成果的解读截然不同。美方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峰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几乎没有具体成果出台。而中方则不出意外地将其描述为双边关系的一次“历史性重启”。 

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持续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目标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美国方面通常希望迅速取得明确成果,因为从政治上讲,赢得新闻热度与取得实际成果同等重要。而中国方面显然没有需要赢得新闻热度的压力。因此,北京总是着重“定调”和达成框架性共识,在此之后,谈判与成果的空间才会大幅拓宽。 

正如一位中国知情人士曾对我打趣说的那样:“现实从来没有你们媒体说得那么糟,也没有我们媒体说得那么好。” 这句话很适合作为理解此次峰会及其意义的一个参考。随着峰会尘埃落定,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几个让我感到意外的地方,以及一个将实质性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结构性动态。 

三个意外之处 

峰会召开前,外界预期很低,而超越一个极低的预期并不困难。然而,仍有几个被低估的意外之处,未来很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首先,在某些方面,习近平对特朗普的接待规格明显超出预期。如果特朗普的目标是加强自己与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并巩固处理中美关系的“元首对元首”模式,那么他似乎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习近平也表现出愿意予以回应。 

除了表面的礼仪与排场之外,双方在中南海花园——习近平办公和居住的领导人驻地——进行的一对一交流,其实是习近平主动做出的一个罕见且意义重大的姿态,而外界对此显然重视不足。特朗普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借此传递出一个信号:两位领导人能够私下坦诚交流,并直接处理问题。 

在这种坦诚基础上,第二个意外是习近平同意对华盛顿进行回访,目前计划于九月进行。 

特朗普此前也曾邀请习近平访美,但当时并未得到积极且立即的回应。无论九月访美是否早已有事先安排,这次迅速达成的一致表明,此次峰会只是一个更长剧本的第一幕,而这场大戏将在2026年逐步展开。习近平显然不愿前往白宫却空手离开,尤其在其准备开启第四个任期之际。这意味着他相信在九月之前,双方将会达成更具实质性的成果。 

第三个意外,则是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新型关系框架。中美各自发布的峰会纪要往往像是来自两场不同的会议,因为双方都更强调本国受众所关心的内容。但这一次,双方纪要中却存在一条关键共同主线:双方都接受了某种版本的北京所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 

双方对于这一框架的具体解读显然并不相同。但美方愿意接受这一框架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在美国国内,这种做法通常在政治上充满争议。这一点似乎深深打上了特朗普个人风格的烙印,而特朗普对这一框架的接受,很可能也正是习近平立即接受访美邀请的关键原因。 

一个新的结构性动态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中美元首在北京达成的“交易” 并不关乎飞机、芯片或大豆,而是双方决定转向一种将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主导中美关系的新路径:一种“元首对元首”的模式,在涉及双边关系重大决策时,最终拍板权掌握在两位领导人手中。特朗普与习近平为未来三年的中美关系铺好了局,而菜单上的主菜则是贸易、科技与台湾问题。 

许多较小的问题将通过新设立的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处理——本质上,这是一个重启后的对话机制,用于解决具体问题并维持工作层级关系。但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很可能仍将由两位最高领导人亲自处理。 

长期以来,双边都有人士倡导这种模式。从整体上看,它确实可以带来稳定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本身就是关系的“锚”。过去支撑中美关系的那些锚点——贸易流动、人员往来、资本流动——如今都已大幅萎缩,因此,这种建立在领导人个人关系之上的“锚”,或许是避免两艘巨轮不必要相撞的最佳机会。 

当然,这种模式也伴随着风险与缺点。例如,它只会进一步强化特朗普倾向于“自由发挥”、并容易受最后一个与其交谈者影响的特点——尤其在台湾等高度敏感的问题上,这无疑会令其顾问团队感到不安。 

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构能否持续,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与习近平各自的政治实力,以避免这一脆弱默契被内部政治所掀翻。因此,短期内这一态势面临的主要风险,将来自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及中国2027年的政治交接——这两个关键政治节点,都可能打乱维系这种以元首互动为基础的缓和态势所需的政治环境。 

显然,美国方面的风险更高,因为特朗普在政治上更脆弱,尤其是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但这也带来一种令人不安的逻辑:如果习近平想真正落实“元首对元首”模式,那么特朗普必须在政治上保持强势。伊朗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后变弱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此,最大的意外或许在于,北京与华盛顿可能会在伊朗问题上形成某种一致,并非出于能源或地缘政治考量,而是因为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对于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北京一贯强调的那样,双方都应努力避免让一些看似次要的问题干扰甚至破坏中美关系的大局。 

关于作者

Damien Ma
马 旸

卡内基中国中心主任,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

马旸是卡内基中国中心(卡内基驻东亚的研究中心,办公室设在新加坡)主任以及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二十年来,马旸深耕市场、政策与国际事务的交汇领域,在中国崛起及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动态方面已成为权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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